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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是否担任人民陪审员完全取决于公民的意愿。

同样是法学院毕业，进法院的同学还在骑着自行车上下班，而进事务所的同学已经开上了宝马。[4] 再次，法官应当确立法律共同体的理念，以尊重律师为己任。

这样就很容易在法官与律师之间引起争议。其根源，是她把婚姻失败的责任归咎于法官了，为此上访多年。美国法社会学家泰勒认为，人们对法律的服从并不能直接转化为对法律的信任，从法律服从到法律信任必须经由法律权威来转化。，所有出席法庭的人（无论是法律执业者、诉讼人或证人），都应受尊重，这是他们的权利。当这种错误足以影响他人的生命、财产或自由权利，法律就必须设置严格的程序，帮助裁判者减少他们作出错误判断的可能性。

我们有一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案件，圈钱者圈走了数百位受害人数千万元，并且挥霍一空。虽然微博中有些事实无法核实，但从社会统计学的角度，当一群体表现出一些共同的倾向时，这种倾向本身也是一种客观事实。宪法解释草案经过常委会审议，由法律委员会根据常委会的审议意见进行审议、修改，提出宪法解释案表决稿。

宪法解释的请求包括请求主体、请求提出的条件、请求提出的方式等内容，具体而言：其一，请求主体。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机构，可由其对解释请求进行初步审查并决定是否受理。我国《立法法》所规定的法律解释事由有二：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一、宪法解释的重要性及其存在的问题 宪法解释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通过宪法解释弥补宪法漏洞。

第二，通过宪法解释阐明宪法规定。于此层面而言，宪法解释乃是宪法实施的前提条件。

对此，《立法法》第九十条作了相应的规定。在世界范围内，宪法解释主体通常有普通法院、代议机关、专门机关。其中，宪法解释程序的缺失无疑是其关键原因之一，基于此，制定《宪法解释程序法》以完善宪法解释程序机制，进而推进我国宪法实施无疑有其现实意义。其中，宪法修改无疑是成本最小、最为灵活的做法，同时较之于修宪，宪法解释能有利于维持宪法的稳定性，从而有助于宪法权威的塑造。

当然，为了减轻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释宪负担，应将不同情况下的各种主体有所区分，赋予其不同的请求效果。我国宪法解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未能充分行使宪法解释职权。第六，宪法解释案的效力与适用。但是，在判断某一行为是否有违宪法之时，势必要求阐明宪法的涵义。

其中，第三种观点可谓合理，理由主要在于：首先，宪法解释案仅仅是对宪法内容的阐释而非对宪法内容的变更，此特点是释宪与修宪的主要区别之一。究其缘由，宪法解释程序的缺失无疑是其关键之一，即宪法解释的启动、宪法解释的对象、宪法解释案的效力等问题缺乏一套系统的规则。

第四，通过宪法解释确保宪法实施。宪法的生命和权威在于实施，宪法解释是推进宪法实施重要措施。

第四，宪法解释的请求。为了保障宪法解释的权威与合理性，宪法解释案应当由常委会全体组成人员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第二，宪法解释的主体。  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参照《立法法》的规定，宪法解释请求主体应当包括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其他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公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宪法解释主体，其在实践中未能充分行使好此项职权，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宪法未能得到很好地实施。

二、制定《宪法解释程序法》应考虑的问题 制定《宪法解释程序法》，以下问题应予以考虑： 第一，宪法解释的原则，即宪法解释工作所应当遵循的基本准则。其次，宪法解释是宪法监督的前提，若宪法解释案与普通法律效力相同，在宪法监督过程中，势必面临以宪法解释案为依据裁定具有同等效力的法律违宪的矛盾境地。

致使法律漏洞的原因诸多，譬如立法者认识能力有限，在制定法律之时难以顾及社会中的所有问题;社会关系复杂多变，既已制定的法律难以准确预见之后出现的新情况;以及立法者故意使法律存在漏洞，如为我国立法所遵循的宜粗不宜细的指导思想。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的根本区别，宪法解释关乎国家根本制度、公民基本权利，为此更须有程序的规制而不得恣意妄为。

《立法法》对法律解释程序有所确定，此处可参照，具体而言：其一，宪法解释请求的受理。关于宪法解释案的效力，理论界主要有三种观点：与宪法典效力相同、与普通法律效力相同、效力低于宪法典但高于普通法律。

受理解释请求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研究拟定宪法解释草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列入常委会会议议程。宪法解释仅仅是对宪法内容所作的阐释，其决不能背离宪法的精神、原则和规则，不得以释宪之名行修宪之实。其三，宪法解释案的表决与通过。结合宪法解释的事由，请求提出的条件至少包括：一是请求主体认为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同宪法相抵触;二是请求主体认为需要进一步明确宪法含义的。

其四，宪法解释案的内容，宪法解释案应当包括解释的编号、解释的对象、解释的理由、解释的时间等内容，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公告的形式予以公布。当然，在穷尽宪法解释之后仍然不能缓和宪法规定与社会实际的冲突时，便可以考虑修改宪法这一方式了。

宪法属于法律的范畴，其具有法律的一般特征，因此上述两事由同样可作为宪法解释的事由。在我国，以全国人大常委会为宪法解释主体，其合理性与正当性在于：其一，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立宪机关——全国人大的常设机关，由其解释宪法可降低宪法原意被篡改的风险，因为宪法解释主体若非立宪机关，其极易借由释宪变更宪法，将自己的意志置于立宪者的意志之上。

其三，全国人大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由它来解释宪法看似合理，但由于其会议周期长、会期短、立法任务繁重，加之宪法解释的专业性要求，故全国人大不适合担当此任。其三，请求提出的方式。

作为国家根本法，宪法需要对国家根本性的问题，如国家制度、公民权利、国家机关等予以规定，但宪法不能事无巨细地将所有细枝末节的问题规定于其中，如此一来，宪法当中的条款大多具有原则性、概括性的特点，从而决定了宪法规定离不开必要的解释以阐明其具体的涵义。较之其他法律，高度的抽象性和原则性无疑是宪法突出的特征之一。第三，宪法解释的事由，即在何种情况下需要进行宪法解释。其二，请求提出的条件。

其二，宪法解释案的起草与审议。综上，可将宪法解释事由概括为：其一，宪法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含义的;其二，宪法实施过程中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宪法依据的;其三，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规章等规范性文件可能与宪法相抵触，需要解释宪法的。

根据我国宪法第六十七条第一项的规定，宪法解释权应当为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由于宪法解释的结果关系到违宪与否的裁量，依此逻辑，若由一府两院行使宪法解释权，便可能出现以一府两院的宪法解释结论否定全国人大的立法的矛盾。

进入 秦前红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宪法解释程序法 。我国宪法第六十七条明确规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解释宪法的职权，但在实践中该授权性的规定近乎处于冰冻状态，这也是我国宪法未能很好的重要原因之一。